小橋流水的蘇州古城中有一條名叫錦帆的路。其實這條路本來是一條河，一條護衛(wèi)吳國王宮的護城河，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直至近代才被填河成路。

　　公元前514年，伍子胥“相土嘗水，象天法地”，經過了一番風水考察，決定用雙棋盤的形態(tài)來奠定蘇州城池的格局。所謂的雙棋盤，就是充分利用蘇州的水資源，在每一條道路旁挖掘一條河流，將整座城池建構成復線的棋盤一般，形成獨樹一幟的“人家盡枕河”的城市風貌。

　　當時的錦帆河，是吳都子城的西城濠，古稱錦泛涇，又稱錦帆涇。名字中都有一個“錦”字，都與絲綢有關。

　　相傳，吳王夫差經常攜美女，乘錦帆彩漆金花舟暢游此河，滿河擠滿了錦帆儷影，遠遠望去只見彩綢飄翻，儷影款動，倒是很少看得見河水的影子，所以這條河就有了這樣一個名副其實的名字。

　　縱觀蘇州2500多年歷史，其發(fā)展壯大的動力就是由運河交通與絲綢生產貿易提供的，在某種意義上說，蘇州城的版圖就是由河流與絲綢織造出來的。

河與城

　　人稠過揚府，坊鬧半長安

　　唐朝初年，蘇州的戶數(shù)不滿1萬2千，到開元時期，一下子猛增到6萬8千多戶，安史之亂后更是一躍而為10萬多戶，以后則一直穩(wěn)步上升，直達14萬3千多戶。

　　唐朝把天下的州郡分為輔、雄、望、緊、上、中、下七等，輔為京都之地，當然無城敢與爭鋒，稍次的雄州，也就是大都市，也大多分布在北方。

　　但是由于蘇州絲綢的生產貿易發(fā)達，其經濟地位就是在泱泱大唐帝國，也顯得十分突出。所以，它先由唐初的上州升為緊州，到大歷十三年，又被升為江南唯一的雄州。

　　到了“蘇湖熟，天下足”的宋代，只要太湖流域的蘇嘉湖一帶不遭遇天災人禍，稻糧豐產，蠶繭豐收，全國就富足了，天下也就可以仰賴蘇湖而解決穿衣、吃飯這兩大維持人類生存最根本的問題。

　　當時的蘇州，每兩周生產的絲綢織品，就能鋪展出一條從長安到羅馬的絲綢之路。

　　有幸在天堂里做官的詩人白居易，于唐寶歷元年（公元825年），從杭州刺史任上調到蘇州當刺史。一到蘇州，他就被眼前的繁華所震驚，立即發(fā)出了“人稠過揚府，坊鬧半長安”的驚嘆。

　　要知道，長安可是首都啊。

　　絲綢產業(yè)同時在蘇杭興盛，但是在蘇州，它還發(fā)展出一種延續(xù)至今的獨特藝術——蘇繡。如果說歷史上還有蘇州蓋過杭州的時候，那么蘇繡確實為絲綢包裝著的蘇州起到了錦上添花的作用。

平江圖

　　秀麗城池絲綢織就

　　“蘇州是一個頗為名貴的大城”，人民“恃工商業(yè)為業(yè)，產絲甚饒，人煙稠密”。這是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東方見聞錄》中寫的。

　　此時的明朝成化年間，蘇州已經是“列巷通衢，華區(qū)錦肆，橋梁櫛比”的江南大都會，“南船北馬，商賈輻輳其地；而蜀艫越舵，晝夜上下于門”。

　　蘇州城在絲綢的生產中激增著人口，蘇州城更在絲綢的貿易中自由拓展著面積和空間。

　　閶門外之南濠，明朝時“尚系近城曠地，煙戶甚稀”，到清康熙年間，已成“蘇州最盛之地，百貨云集，商賈輻輳”。盤門、葑門一帶，乾隆初年還是人煙稀落，到乾隆末已經成為“萬家燈火”的熱鬧城區(qū)。民間已經廣泛流傳著“東南財富，姑蘇最重；東南水利，姑蘇最要；東南人士，姑蘇最盛”的諺語。

　　《嘉應會館碑記》說：“姑蘇為東南第一大都會，四方商賈，輻輳云集，百貨充盈，交易得所。故各省郡邑貿易于斯者，莫不建立會館，慕祀神明，使同鄉(xiāng)之人，聚居有地”。

　　這些鱗次櫛比的會館，遍布在蘇州的大街小巷，是全國各地商人為了在蘇州做絲綢生意而特設的，直到今天，這些會館也還是蘇州城特有的景觀。

　　城明月，半城機聲

　　與明清時期官營織造的皇家計劃經濟不同的是，民間的絲綢工業(yè)則主動適應著市場的需求，以市場為杠桿自由地消長。

　　綾錦纻絲紗羅綢絹，皆出郡城機房，產兼兩邑，而東城為盛，比戶皆工織作，轉貿四方，吳之大資也。

　　這是嘉靖《吳邑志》記載的明中葉時蘇州東北半城專業(yè)絲綢生產區(qū)域的景況。

　　延續(xù)到清代的乾隆盛世，蘇州仍然“郡城之東，皆習機業(yè)”。

　　除了織造絲綢，結綜掏泛、捶絲掉經、牽經接頭、挑花上花等眾多輔助行業(yè)也在東北半城盤結。“織作在東城，比戶習織，專其業(yè)者不啻萬家”，有十幾萬人從事與絲織相關的行業(yè)。

　　絲綢生產區(qū)域的自然集中，方便了行業(yè)間的信息、原料交流和競爭，已經類似于今天現(xiàn)代工業(yè)自覺形成的產業(yè)鏈，有十幾萬人從事與絲織相關的行業(yè)。每當夜晚來臨，與一輪明月相伴的除了城西富商大賈們縱情聲色的評彈昆曲，就是萬千織女在城東回應起的一片辛勞的織機聲。

　　那時蘇州生產的絲綢，就像盈盈不絕的春水，通過江海河湖洶涌滲透到中華版圖的每一寸土地，在神州大地上漾動起了一片江南的色彩。

　　一雄既出，眾星拱月

　　明清蘇州的迅速崛起，強勁地帶動了城市周邊市鎮(zhèn)的發(fā)展，整個長江三角洲，都隨之興旺發(fā)達起來。

　　明代以前，吳江縣沒有什么成規(guī)模的市鎮(zhèn)，但到明弘治年間，已經有了3市4鎮(zhèn)，嘉靖又年間增到了4鎮(zhèn)7市。

　　《吳江縣志》記載：

　　“絲綢之業(yè)，宋元以前唯郡（蘇州）人為之。至明熙宣間，邑民始事機絲，猶往往雇郡人織挽。成、弘以后，土人亦有精其業(yè)者，相延成俗。于是盛澤、黃溪四五十里間，居民乃盡逐綾綢之利”。

　　震澤，“元時村鎮(zhèn)蕭條，居民數(shù)十家。……（明）成、弘以后，近鎮(zhèn)各村盡逐綾綢之利”，迅速發(fā)展成為一個江南名鎮(zhèn)。

　　黃溪原來只是一個小村落，明熙宣時，戶口日增，漸逐機絲線緯之利，凡織綢者名‘機戶’。業(yè)此者漸至饒富，于是相延成俗”，很快成為絲綢專業(yè)城鎮(zhèn)。

　　盛澤的情況則更為典型。明初的盛澤居民只有五六十家，“食不能畢一豕（豬）”，到清嘉靖間，居民開始從事絲綢業(yè)。此后居民“俱以蠶桑絲綢為業(yè)，男女勤謹，絡緯機杼之聲，通宵徹夜”，成為一個絲綢產銷的巨鎮(zhèn)，“居民百倍于昔，綾綢之聚亦且十倍”，一舉發(fā)展為康熙年間的全縣第一大鎮(zhèn)，從此以“日出萬綢，衣被天下”聞名于世。

　　明代馮夢龍《醒世恒言》中的一篇小說就很有代表性，故事說，嘉靖年間，盛澤鎮(zhèn)上有一對叫施復的男人和子妻喻氏，在家里開了一張織機，每年養(yǎng)幾筐蠶，紡絲織綢。夫妻兩因養(yǎng)蠶得法，善于經營，“繅下來的絲，細圓勻緊，潔凈光瑩”，織出的綢因為光彩潤澤，別人都出高價競相購買。幾年就增加三五張織機，日子過得漸漸滋潤起來。然而，他們依舊省吃儉用，晝夜不停勞作。不到十年功夫，他們家就積累了數(shù)千銀兩。施復又購得鄰居家一所大房子，開起三四十張織機，新討幾房家眷小廝，把家業(yè)做的越來越大，日子過得越來越美。

　　當時的盛澤“水鄉(xiāng)成一市，羅綺走中原”，一河貫流市鎮(zhèn)中央，五座石橋飛架南北，兩岸則店鋪林立，來往商人人頭攢動。

帶有絲綢印記的街巷

　　漂泊在光陰中的絲綢印記

　　蘇州古城里現(xiàn)存一座叫做藝圃的江南名園，這座世界文化遺產幾遭滄桑變化，屢經主人易異，規(guī)模愈來愈小，建筑幾近荒廢。但在道光十九年被蘇州綢業(yè)同人購買下來，作為絲綢業(yè)的公共場所，并取《詩經·小雅》“跂彼織女，終日七襄”之意，改名“七襄公所”后，很快被財大氣粗的絲綢也老板出資修葺一新，終日接納業(yè)界同人，或交流商業(yè)信息，或商舉大事，或宴朋會友，一時門庭若市，歌舞不絕，成為了蘇州園林中的一朵奇葩。

　　此后，蘇州絲綢行業(yè)的許多大政方針就是在藝圃歡樂祥和的環(huán)境和氛圍中誕生的。

　　其實，只要看看蘇州的地名，你就能感覺到這座城市與桑蠶生產的那種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

　　除了春秋時期的錦帆路、織里橋，還有明清時的云錦公所、滾繡坊、桑弄、繡巷、北局、太監(jiān)弄、養(yǎng)蠶里等等。

　　這云錦公所、滾繡坊、桑弄、繡巷等名字和絲綢的關系到好理解，可是北局和太監(jiān)弄能和絲綢有什么關系呢？

　　北局是明代皇家在蘇州設立的絲綢管理機構，在蘇州最繁華的觀前街上，它的遺址也是今天蘇州最繁華的人民商場。因為在蘇州城南的孔傅司巷，同時還有官府設立的蘇州織造總署，所以老百姓為了方便地區(qū)分這兩家性質相同的官府，就簡稱它為北局。

　　一個城市竟然同時設立兩處皇家織造局，也足見當時蘇州的絲綢生產在全國的地位有多么重要。

　　而太監(jiān)弄與絲綢就更有直接的關系了，它雖然只是觀前街與北局之間的一條短巷。但實際情況是，明代，蘇州的皇家織造局，是由皇帝專派親信的大太監(jiān)主事的，而那些大太監(jiān)需要很多中小太監(jiān)作為助手。當時在北局里當差的眾多太監(jiān)就居住在這條里弄內，所以自然而然地就得了一個太監(jiān)弄的名稱。

　　清《吳門表隱》就有明代金玉、如意兩大太監(jiān)在此居住的記載。緊隨著觀前商業(yè)中心的太監(jiān)弄，兩旁酒樓林立，客棧比肩，在蘇州留下“吃煞太監(jiān)弄”的佳話。直到今天，松鶴樓、得月樓、上海老正興等蘇州著名菜館仍然聚集在此這里，被人稱為太監(jiān)美食街。

　　經過了幾個世紀的時光淘洗，這些沾滿蘇州絲綢印記的地名在光陰中漂泊著，已經滄桑成了歷史背景。但絲行橋、靸鞋橋、巾子巷、孫織紗巷、繡線巷、桑園巷、新羅巷、機房殿、作院、七襄公所、文錦公所、桃花塢打線場、領業(yè)公所、成衣公所等等等等以絲綢命名的地名還將長久地存儲在蘇州的記憶里。

　　懷舊的地圖與詩意地棲居

　　鼎盛輝煌的明清蘇州，繁華似錦的絲綢生產，錦衣玉食的坐商行賈，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擴張了蘇州的城市版圖。

　　二千五百多年來，蘇州城池每一次變形與拓展，都能找到與絲綢業(yè)息息相關的蛛絲馬跡。

　　正是絲綢產業(yè)工人的出現(xiàn)，才導致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市民階層的形成，才使蘇州在中國最早具備了現(xiàn)代城市的意義，而同時代中國的其它城市，從生產關系和生活形態(tài)上來說，只不過是個放大的村莊，其中的居民在本質上講還屬于“城市農民”。

　　可以這么說，正是五彩的絲線在漫長的歲月中，編織出了蘇州縱橫的街巷，編織出了蘇州如網的河流，編織出了蘇州獨一無二的經緯。而蘇州本身也猶如一張巨大的織機，以街巷為經線，以河流為緯向，以船只為金梭、銀梭織造拓展了自己的錦繡城池。

絲綢生產老廠房

　　然而，隨著陸路交通的崛起和現(xiàn)代化纖織物的出現(xiàn)，蘇州縱橫的河網中漸漸消失了棹影歸帆；古老街區(qū)里的絲綢遺跡，也漸漸隱入了人們的視線以外，水影絲光正在人們的冷落中消逝。

　　除了感慨，我們是否應該想一想，蘇州在城市上的地位本來就是靠水鄉(xiāng)風貌確立的。蘇州的水網就像是我們的掌紋，聚集了這座古老城市的所有信息；蘇州的絲綢就像我們的遺傳基因，掌控著這座古老城市的所有光彩。遺忘了這一點，我們在處理當代建筑與古城風貌的關系時就可能失去應有的遠見卓識和獨特的審美能力。

　　也許，只有讓古城的水影絲光最大限度地散發(fā)和延伸出來，才能真正對新生活注入現(xiàn)代性的理解。也才能產生出遠古文明與現(xiàn)代文明和諧相處的對話精神和美學空間。

　　真正詩意的棲居，所表達的應該是特定的時代中人對自然的理解，和理想中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因為人與天地溝通的場所，從古至今就一直是中國人獨特的自然觀和宗教觀。

　　在這個意義上講，蘇州，這座水中的城市，本來就應該像出水的麗人一樣，以感性、清秀的建筑風格，取代堅硬和笨重，以自由和逸動，使人產生細膩和長久的回味。就像著名作家蕭乾說的那樣：“人有人格，國有國格，一個城市也應該有它的市格。”

　　令人遺憾的是，我們記憶中的精神地圖也正在越來越快地破損模糊。我們甚至就快要失去實體的《平江圖》，失去蘇州的水——蘇州精神的源頭。

　　看看大運河上那座叫作“獅山”的橋吧，它的西面是蘇州的新區(qū)，是水泥的、玻璃的耀眼色彩——明亮、奪目、流行。而一河之隔的東面就是蘇州古城，是陳舊、緩慢、黯淡，但卻樸實無華。

　　那座現(xiàn)代橋梁，仿佛一個象征——而不僅僅是溝通，更是過渡，聯(lián)結了兩個世紀，也聯(lián)結起了兩種理想和追求：西岸是享樂、現(xiàn)代，是新文明的氣息；而東岸則是艱苦、鄉(xiāng)土氣息和積重難返的中國歷史。所以這座橋就不再僅僅是進行空間轉換的通道，而更像母體與新生兒之間的臍帶。

　　這一爿飽經滄桑的母體是一具浸泡在無邊大水中的傷感風景，正用她那難懂的方言獨自訴說著屬于她青春時代的南方的豐饒與美麗。在她的淺訴低吟中，我們不得不有些疑惑：究竟哪一個蘇州更真實，更能長久地留在人們的生活和記憶中？她那變形的身軀到底是獲得了新生呢，還是遭遇了基因突變？

　　一個富有生命力的文明發(fā)展史告訴我們，人類打破傳統(tǒng)的目的其實是為了豐富傳統(tǒng)。一個被時光呵護下來的舊蘇州，也許能為我們葆有一個散發(fā)智性與敏銳的張力場，能夠蘊含繁復生活的本質目的，揭示出躁動多變表相下的單純平凡的真實面目。

　　有人說，平庸的建筑對一個城市來說就像一堆不易鏟除的垃圾，就像一個美人臉上難以愈合的傷疤，是一個城市最沉重的負擔。美國現(xiàn)代主義大詩人龐德更有一個著名的論斷，他說：“最古老的，也就是最現(xiàn)代的。”

　　在一個機械化時代，豎幾根水泥柱子并不難，但要人們豎起大拇指卻很不容易。因為缺少文化內涵的注入，水泥柱子永遠撐不起真正的大廈。

　　作者宋執(zhí)群，生于一九六零年代。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梅雨》《望海門》，長篇文化散文《錦上姑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