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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滋題記摩崖石刻位于鹽津縣西南15公里的豆沙關，有213國道從旁經(jīng)過，為四川進入云南的交通要道，秦、漢“五尺道”的要隘。摩崖刻于巨巖上，地勢險要，左下為絕壁，隔朱提江與右面的危巖相對峙，像兩扇巨大石門，扼鎖通道，為咽喉之地，隋、唐時稱為“石門關”。

　　唐貞元九年(公元793年)，南詔王異牟尋派使者請求歸唐。唐遣巡官崔佐時與異牟尋會盟于大理點蒼山，南詔叛唐42年后又與唐重歸于好。翌年唐朝廷派御史中巫袁滋，持節(jié)赴云南冊封異牟尋為云南王。持冊御史袁滋由戎州(今四川宜賓)入滇，經(jīng)石門(今豆沙關)時，有感而發(fā)，刻石記事。袁滋題記摩崖石刻的內(nèi)容與新、舊《唐書》、《蠻書》、《資治通鑒》等書記載相同。碑刻記載唐與南詔友好關系的史實，是民族團結的象征，是研究唐與南詔的重要實物資料。1988年1月，國務院公布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昭通地區(qū)鹽津縣的豆沙關，又名石門。是秦漢以來中原通往云南的孔道之一。路旁崖聳立，形勢險要。唐德宗貞元十年（公元794年），唐王派袁滋為冊南詔使，恢復一度中斷的隸屬和好關系。袁滋一行，從該年六月由長安經(jīng)四川來滇，九月二十日，于豆沙關路側巖壁上刊石紀事。其文云：大唐貞元十年九月二十日，云南宣慰使內(nèi)給事俱文珍，判官劉幽巖，小使吐突承璀，持節(jié)冊南詔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龐頎，判官監(jiān)察御史崔佐時，同奉恩命，赴云南，冊蒙異牟尋為南詔。其時節(jié)度使尚書右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韋，差巡官監(jiān)察御史馬益，統(tǒng)行營兵馬，開路置驛，故刊石紀之。袁滋題全文120余字，除“袁滋題”3字為篆書外，其余均為楷書，8行，從左至右，字跡今仍基本完好，已建碑亭保護，題額“唐碑亭”。

    袁滋出使云南前一年四月，異牟尋已派使者持信三路并出，要求內(nèi)附，與唐修好�！叭�使悉至闕下，朝廷納其誠”，西川節(jié)度使韋“恭承詔旨”，專派崔佐時為代表到大理，于貞元十年正月五日，與異牟尋盟于點蒼山神祠，發(fā)誓“歸附漢朝”，“永無離二”，“其誓文一本請劍南節(jié)度隨表進獻，一本藏于神室，一本投西洱河，一本牟尋留詔誠內(nèi)府庫，貽誡子孫。”（《云南詔蒙異牟尋與中國誓文》）隨即雙方聯(lián)合，襲擊了吐蕃神川（駐軍），取鐵橋（今麗江塔城）等16城，虜其5王，降眾10余萬。異牟尋既有信誓于前，又有行動于后，說明他歸唐是真誠而堅定的。唐王朝遂派袁滋等人為專使，持節(jié)冊異牟尋為南詔。

    袁滋一行進入南詔后，受到了南詔熱情隆重的接待。異牟尋派清平官尹輔酋及親信李扎羅等10人，帶大馬20匹出滇東迎接，并“沿路視事”。十月十五日到安寧，城使帶領步騎兵千人，在城外50里迎候。二十一日過欠舍川（今南華），各族群眾數(shù)千人“路旁羅列而拜，馬上送酒”。二十三日到云南城（今云南驛）節(jié)度蒙酋物帶領千名軍卒出城10里迎候。二十四日到白崖城（彌渡紅巖），城守尹出城迎接外，南詔派大軍將李鳳嵐，帶細馬千匹來迎，客館前有軍民五六百人迎接。二十五日入龍尾關（今下關市區(qū))，南詔王異牟尋叔父阿思帶人來迎接。二十六日過太和城（今大理太和村），異牟尋從叔父兄蒙細羅勿、清平官（宰相）李異傍、大軍將李千傍等，帶著60匹裝飾得五彩繽紛的馬來迎接。沿路歡迎的軍民排到了20余里。南詔王異牟尋親自出大理城五里迎接。先以披紅帶綠的12頭大象引前，其次為樂隊、儀仗隊隨后，異牟導穿金甲，披虎皮，執(zhí)雙鐸鞘，其子尋閣勸在傍，護衛(wèi)軍隊千余人，在馬上深揖而退。場面之壯觀，禮儀之隆重，為南詔史上空前的盛舉。第二天在大理城舉行了冊封儀式和盛大的宴會，異牟尋及南詔的高級官員均“稽顙下拜”，席間，異牟尋特別出示天寶年間唐王所賜的舊物，讓當年唐王給南詔的龜滋樂隊尚存的老人演奏，重溫舊誼，以示不忘大唐之恩。唐使袁滋引杯灑酒說：“南詔當深思祖宗緒業(yè)，堅守誠信，為西南藩屏，使后嗣有以傳繼也�！碑惸矊み駠u曰：“敢不承命！”其年十一月七日，冊封事畢，袁滋回唐。異牟尋又派清平官尹輔酋等17人，奉表謝恩，進獻吐蕃給南詔的金印及鐸鞘、浪劍、生金、牛黃、琥珀、白、象牙、犀角、越賧馬等等貴重之物。還讓大軍將王各苴帶300人“提荷食物”，于十一月二十四日送至石門（豆沙關）。袁滋等又經(jīng)四川返長安。 豆沙關袁滋摩崖是中原和邊疆友好的象征，也為云南早在千余年前就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鐵證。

    擔任主要使者并出色地完成任務的袁滋，兩唐書有傳。他少時“強學博記”，曾依著名持人元結讀書。后以才薦為侍御史轉工部員外郎。異牟尋上書歸唐，唐王朝在先派前往諭的官吏時，“皆以西南遐遠憚之，滋獨不辭”。當時云南被看成瘴煙蠻荒之區(qū)，路途遙遠，路多險阻，而袁滋能不辭辛勞，承擔重任，這是值得肯定的。他回到長安，還著有《云南記》5卷，惜已散佚，僅在樊綽的《蠻書》中吸收了他的部分材料，并附錄了一些片斷。

    袁滋摩崖不僅有歷史價值，在書法史上也值得注意。袁滋“工篆籀書，雅有大法”，葉昌熾《語石》稱：“唐代篆書，世推李陽冰，……同時袁滋、瞿令問，鼎足而三�！痹�滋手跡，世傳極少，今存邊陲，彌足珍視。